华夏理财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哪些人群更可能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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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问题不仅是通过提高收入来带动消费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这需要改变那些不敢让居民消费的因素，如个人负担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不断上升等因素

　　文|《财经》记者王丽娜

　　编辑|苏琦

　　2025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6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其中首次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

　　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这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近日，《财经》就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收入分配领域或将迎来哪些变化、如何提高农民养老金、如何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等问题，专访深耕收入分配研究的经济学家、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

　　实施居民增收，差异化的政策更有效

　　《财经》：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6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其中之一是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也是“十五五”规划提出的。在当下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具有哪些意义？

　　李实：居民收入如何持续增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都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其中的一个主要背景是近五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下滑。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过去五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前一个五年相比明显下滑，2014年至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接近7%。

　　居民收入增长，会带来两个影响。其一，收入增长会影响消费，提振消费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紧密相关。居民的消费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即现期收入和未来预期收入的影响，如果现在的收入高或者未来收入增长有较为乐观的预期，都会相应增加消费。从提振消费的角度看，有必要提高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其二，提振市场信心，居民收入增长提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消费会提升，投资会相应增加，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现阶段及下一步，从经济增长、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等方面来说，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一个重要抓手。

　　《财经》：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意味着收入分配制度或将迎来哪些调整？

　　李实：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

　　通常来讲，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分为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意味着政府要让利，企业通过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提升职工的工资与福利等。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水平，这是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的任务，具体政策出台还需要一定时间，目前尚不清楚政策会惠及哪些人群。

　　另外，我更倾向于出台一些结构性的政策。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但增长并不平衡。有些人群收入增长速度较高，比如数字经济行业、新兴战略产业的劳动者。公务员人群、国企员工，他们的收入也能保持较快的增长。但低收入人群，他们的收入增长较慢。还有一部分中等收入人群，如从事个体经营、小微企业主，过去几年因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冲击，收入增长受到不小的影响。

　　因此，我认为出台一些结构性的政策，针对不同的人群特点出台差异化的政策，不论从提振消费还是促经济增长来看，要比一刀切的政策会有更好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应更多关注低收入人群，在政策上更多地向他们倾斜，需要研究如何让城乡等低收入人群增收。通过就业优先政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从提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方面看，也应该把收入增长更多地瞄准那些能够通过提高收入来更大幅度提升消费的人群，他们就是低收入人群。

　　我认为结构性的政策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状况，进一步缩减居民收入差距，缓解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这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方向所在。

　　《财经》：当前华夏理财，居民增收有哪些空间？实施居民增收计划，有哪些可以使用或者发力的措施，你有哪些建议？

　　李实：当然，还是要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这就需要投资，当然消费也是一个方面。但如果居民消费率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过去普遍认同凯恩斯主义，强调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即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就业机会随之增加，居民收入相应提高。但投资过多，现在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

　　我认为，这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个表述，目前还没有得到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

　　一些政府部门的人员还没有转变思路，总是从传统的“投资于物”理念出发，找不到投资的方向。此前在某地的市长座谈会上，有关人员就表示想投资，但没地儿可投都已经饱和了。

　　过去我们更多的讲“投资于物”，“投资于物”主要是将资金资源投入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应该进一步研究如何做好“投资于人”。“投资于人”意味着围绕着人的发展和福祉来投资，将资金资源投资于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增进民生福祉。比如，投资教育和医疗保健、人的能力提升等，这对于经济增长、拉动内需、提振信心等有重大意义，也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

　　实际上，“投资于人”大有文章可为，应该说有很多的政策空间，值得进一步研究。

　　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的收入差距

　　《财经》：“十五五”规划提到，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您此前的研究提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先向居民倾斜，后向企业倾斜，近年来居民收入份额有所回升。接下来居民收入份额有哪些可提升的空间，你有哪些建议？

　　李实：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主要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配关系，通常被称为“大分配”，“大分配”确定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有多大？从长期变化趋势看，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最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持续近20年，企业收入份额上升。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08年以后，中国居民收入占比缓慢回升，但还没有达到90年代初期的占比水平。

　　近年来，企业收入份额还出现一些新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8年，企业收入占比总体上升。数据显示，2008年之后企业间出现分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类企业不断扩张，加上效益上升，收入份额逐渐提高；制造业等非金融类企业，受经营效益影响，收入份额有所下降。企业收入份额的分化，直接影响到不同行业间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另外，从全球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收入份额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有一些国家，虽然居民收入占比较低，但政府通过税收等再分配之后，提供了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政府收入占比没有一个标准，如果政府收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福利，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即使他们的收入占比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如北欧一些国家的政府收入占比比中国高出不少，但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比我们好的太多了。比较糟糕的情形是政府拿去更大份额收入，但不是用之于民，而是去做一些与居民利益不相关的事情。

　　因此，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有待进一步优化，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尚有提升空间。初次分配上，应建立更加有效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分配制度，让各种生产要素获得更加公平合理的要素报酬。加快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破除企业部门存在的垄断壁垒，缩小行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微观机制上，企业内部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中小企业缺少这样的机制。在再分配中，加强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的调节力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地区、人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差距。

　　另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降低创业门槛，也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财经》：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又有一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居民收入增长面临哪些压力和挑战？

　　李实：收入与就业直接关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是对所有人都产生影响，但会对部分人产生影响。当前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一些传统行业受到新技术的冲击，存在就业替代，未来就业市场面临调整的压力。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就业形势严峻，灵活用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兴起，工作预期不稳定，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就业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民收入增收的压力，可能更多来自就业压力，因此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必须稳就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多措并举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稳定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预期，这样居民才有长期的消费规划和投资规划。

　　《财经》：这几年每年大学毕业生数量达上千万人，很多人担心教育回报率下降，以及经济增长放缓，这是否会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

　　李实：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是经济学家始终关注的问题之一，我们对教育的回报率做过相关研究，其中包括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群体的收益率进行研究。

　　新世纪以来随着高等教育扩张，20多年来高校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提升，劳动力中大学学历人群占比随之增加。读大学获得的额外收益通过收益率来衡量，我们研究发现，过去20年中城镇就业人群的教育收益率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特别是在2018年以前，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收益率会有所上升，也就是说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你会得到更高的收入。但是从2018年到2023年华夏理财，这五年期间收益率有所下降。

　　近5年，大学教育收益率下降，与大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及前几年受疫情影响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相关。但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大学生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也就是说，目前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出现了分化，部分大学毕业生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还有部分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一般的中专生。一部分人进入到新兴产业、数字经济，或者考上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相对来说他们的收入较高且能有较快增长。但是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进不到这些部门，又不愿意像中专生、高中生，进入工厂和服务业，找工作的难度加大。当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供给却在增加时，就出现工资下降或者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

　　哪些人群更可能从居民增收计划中获益

　　《财经》：实现居民增收，公众可能会更加关心实际的获得感，比如工资能否增长，怎么拓展财产性收入。你认为，最有可能实现哪部分收入增长，哪些人群更可能从居民增收计划中获益？

　　李实：居民收入通常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长期较低。

　　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比约8.3%，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2.5%，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约占10%。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普遍高于农民，这是因为城市居民通过出租房屋、投资理财等获得更高的财产性收入。现在受房地产市场影响，租金收入出现波动，不利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但这需要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才能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在过去20余年显著增加，将来随着居民收入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还会有所增加。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是绝对标准，将按照2018年的物价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对应的人群即为中等收入群体。按照这个标准，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居民收入提高，达到这个标准的家庭会越来越多，一部分低收入人群通过收入增长就可以进入中等收入人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还会增加，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等收入人群增加的幅度与此前相比可能会下降。

　　对低收入人群，通过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避免低收入人口陷入贫困状态。短期内大幅提高他们的收入也不现实，毕竟低收入人群属于社会上从比较脆弱的人群，他们文化程度较低，缺乏技能，财产积累薄弱，一旦碰到外部冲击，抗风险能力较弱。

　　《财经》：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是稳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重要来源。最近几年，农民工返乡回流的现象引起关注，近日湖北省提出多措并举促进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目前农民工收入增长面临哪些挑战？

　　李实：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更多依赖经济增长。农民工过去主要从事建筑业、制造业，他们被这些行业挤出后，现在多转向服务业，比如快递小哥、骑手等，很多属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是一种过渡性就业选择，缺乏稳定性和社会保障。他们一旦遭遇较大的外部冲击，缺少缓冲地带抵御风险，不像企业职工，有更为完善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当前乡村振兴的底线。所谓规模性返贫，是指某一类型人群中较高比例人口返贫或某一区域同时出现较大数量返贫人口。只是个别人的返贫，不属于规模性返贫，这种情况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这需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兜底帮扶和及时救助。

　　农民养老金如何提高

　　《财经》：养老金被认为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一个因素。近日，中央财办表示2026年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建议给农民养老金“提档”。你认为农民养老金提高到什么标准比较可行，社会保障如何进一步完善以缩小收入差距？

　　李实：客观地说，中国政府过去20多年，一直在改善民生和提质公共服务方面做出努力，也产生一定效果。通过强化收入再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但是相对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不平衡问题，现行的再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仍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首先，社会保障要具有更大的普惠性，要覆盖全部人口。应该说，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了。其次，社会保障要具有均等化的特点，特别是社会保障中公共资源的分配要均等化。再有，社会保障的缴费和待遇要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如今现行的社会缴费并没有按照累进制的原则，缴费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总之，中国在普惠制的社保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它的公平性和均等化程度。

　　农民养老金低，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随着这些年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但农民养老金标准没有太大变化。农民养老金，与城市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千差万别，很多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近期讨论也很多。在202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我受邀出席并发言，当时我谈到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和养老金待遇问题。

　　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且配套的医疗资源等较为薄弱，在农村养老面临很多问题。实际上，中国最好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和子女在一起，很多农村老年人的子女已经进城，应该创造条件促使农村老年人到城市去养老。但让农村的老年人到城市去养老，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他们的养老金太低，一个是如何解决他们子女的住房问题。

　　我同意刘世锦的观点，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农民养老金的提高它不能单纯靠缴费的提高，更应主要依靠财政补贴。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什么样的标准，专家对此有不同的建议。刘世锦提出，到2030年每月提到1000元。我比他的观点还激进一点，我认为5年都太长了，能不能考虑每年涨200-300元，三年涨到每月接近1000元？问题不在于财政能否负担的问题，而是政府的观念和意愿，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重要的是调整政府部门的理念，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是可以做到的。

　　《财经》：让农民进入城市养老，和子女在一起，但他们积蓄不多，怎么才能创造条件？

　　李实：我当时在会上提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他们在农村有宅基地，能不能把宅基地盘活。比如，可否考虑出台宅基地换取补偿金的政策，既避免宅基地的闲置浪费，也让农村老年人经济上稍微宽裕一些。第二个方案，建议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待遇，增强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能力。如果能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待遇，另外还有一部分放弃宅基地的补偿款，这样他们进入城市养老也能更加体面，也能减轻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负担。第三个方案，呼吁城市保障房制度对外来人口开放，让外来的年轻人有资格申请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让他们能住得稍微宽敞一点，把他们的父母从农村接过来。

　　改变消费行为，释放消费潜力

　　《财经》：近日，发改委发布文章指出内需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突出表现为居民消费率偏低，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9%，其中一个因素是居民就业增收面临压力。最近一些年，中国居民消费率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消费与收入具有怎样的关系？

　　李实：最近很多观点谈到中国居民的消费率较低，不到40%。这个居民消费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刚才提到国民收入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部分构成，居民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这部分居民消费支出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核算出居民消费率，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比的重要指标。2024年这个指标大概是40%左右。

　　另一个消费率指标，是根据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出来的。国家统计局在做住户调查时，调查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等，通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计算出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率。这个消费率，反映居民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这个消费率为68.3%。但城乡之间有差别，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率63.7%，农村居民消费率较高83.4%。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占收入的比重相对就较高，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理，居民收入越高，其消费占比越低。2024年的数据和5年前的2019年相比，又有一些变化。2019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率约为70.1%，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率为83.2%，城镇居民消费率约为66.2%。也就是说经过5年时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率下降近两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率几乎没有变化，但城镇居民消费率下降稍微明显一点，下降约2.5个百分点。这个平均消费率数据，更能反映出居民拿到收入后有多大比重用于消费。

　　消费率数据到底是偏高还是偏低，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标准。从提高消费水平来说，如果提高收入，在消费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自然就会提高消费，消费总量会相应增加，这是消费的收入积极效应。如果在影响消费率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收入后，一部分人群的消费率会有所下降，这是消费的收入消极效应。现在的问题不仅是通过提高收入来带动消费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这需要改变那些不敢让居民消费的因素，如个人负担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不断上升等因素。

　　因此，如果提高前一个居民消费率，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如果提高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即后一个消费率，需要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如让居民对未来更有信心或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

　　《财经》：近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总量不断攀升，很多居民把钱存进银行，如何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释放消费潜力？

　　李实：一部分人的消费受到收入的影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主要来源。还有一部分人有钱，但不敢花钱，像我们通常讲的预防性储蓄，这是个体出于安全防范作出的选择。如果未来家庭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面对一些不确定性，我不知道到底存多少钱才够用？这种情况下，我就只好节省消费多存钱，这给现期消费带来影响。

　　特别是一些中等收入人群，孩子处在幼年，考虑家庭长期的稳定和对孩子教育质量有较高的预期，必须做出一些备案，有一个储蓄目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中等收入人群标准是一个绝对标准，实际上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刚跨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分界的标准。可能只是最近五年收入增加，才跨入中等收入人群，但仍然处在中等收入的下层，如果收入不稳定，很容易回落到低收入人群，相当一部分人面临这样的风险。对这个部分人群来说，促进收入增长和稳定收入预期，就变得相当重要。

　　改变消费行为，还需要改变储蓄行为，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如能持续完善在基础教育、医疗、养老和低收入群体救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居民抗风险的能力，对提高消费率会有帮助。

　　《财经》：有一些研究数据提到，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相应地他们的消费率就会相应提高。

　　李实：实际上，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率会比较高，因受制于他们较低的收入水平，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高。低收入人群每增加100元的收入，可能会花费90元甚至更多用于消费，但对高收入人群来说，他们的消费已经饱和，增加的收入基本上不会增加太多消费。

　　差别就在这里，如果是从增加消费或者提振消费的功能出发，政策需要更加偏向于那些能把增加的收入更多转向消费的人群，也就是低收入人群。

　　《财经》：房产在中国居民的财富中扮演重要作用，现在房价波动。一种观点认为，房价下降，会使居民对财富增长缺乏信心，减少消费。一种观点认为，房价下降会促进消费。对此，你怎么看？

　　李实：从理论上说，房价下降有两个效应。房产价格下降，意味着很多有房产的人拥有的房产价值在贬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更多的财产积累也会带来更多的消费。但对没有房产的人群、租房居住的人，他们可能是未来希望买房的人，房价下降后以后购房成本减少，有可能会促进他们消费。比如，原来我期待买套500万元的房子，我需要每个月省吃俭用存钱，现在降到300万元，购房支出下降，也会影响到我的消费。这只是讲到房价下降对消费带来的直接效应，它还有间接效应，因为房价下降会带来产业链的影响以及购房行为的影响，这些都会被消费者所观察到并成为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应该说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导致消费下降。

　　因此，它既对一部分人群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也对另一部分人群的消费起到刺激作用，同时还有间接效应。对整个社会来说，总效益到底是有助于消费还是抑制消费，要对比这些不同的效应，这需要结合整个社会拥有房产和没有房产的人数、这些居民的收入情况等具体数据做出细致的分析，不是理论上能简单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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